《畲族雷氏志》序一——研究的记录 记录了研究

​研究的记录 记录了研究

志者，记也。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东南沿海地区之主要少数民族的畲族，因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旧志书对畲族的历史与文化不但记载少，且不实。史书、志书中对畲族的记载，几乎都是封建统治者如何征剿、平定畲民起义之类内容；畲家人被贬称为“南蛮”、“獠”；提及畲民文化，也仅仅是猎奇而已。宋代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是学界认为最早较系统对畲民的记录，然而，这是为表彰卓德庆镇压畲民起义所作的碑文。文中以“畲”“畲民”称呼含雷姓在内的畲家人，不仅对溪峒畲民进行了较详尽地分类介绍，同时对畲民起义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对畲民遭受的歧视和盘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并指出畲民的盘瓠神话传说是“殆受教于华人耳”。近代较客观记录畲民历史与文化的是1928年夏德国学者哈史·图博与学生李化民在敕木山考察畲民文化后，其著作《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夹叙夹议记录了一个村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浙江等省部分畲族人口较多的县，编写了《畲族志》，根据志书文体“记而不论”、文字简洁的要求，对畲族历史与文化现象作简单描述，用神话传说阐释族源与文化，尤其是缺乏“语境”，即因循着以往剥离语境的事象记录模式。如畲族的确认，是畲族的一件大事，都是记“1956年被国务院确认为畲族”，没有记录为何要确认，如何确认，哪个部门确认，确认依据是什么，畲民、学者的反映如何。

民族志（Ethnography）又称人种志，从用词和翻译上说，英文“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志”其实并不确切，应该译为“族群文化志”，是人类学家基于实地调查、建立在对特定族群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文化的描述，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文本。《畲族雷氏志》应属于这类体裁。记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研究、记录畲族雷氏的历史文化也应如此，畲族雷氏历史悠久，早期与各氏族、部落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后与汉等民族杂居一起，有语言，没有系统文字，对其历史与文化的记录，用传统记录范式，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综合考虑地理状况、战争状况、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将多种研究范式进行集成、综合应用，这就需要研究、记录范式转换。“范式”，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工具，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畲族雷氏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遵循马克思关于“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著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科学表明，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运用这一观点分析畲族历史资料得出，盘瓠神话传说诠释畲族来源，不仅仅是“想象”，而是封建统治者镇压畲家人的“将卒所为”，即镇压畲家的文化手段。针对传统志书以家谱为据，指出，“修谱”畲语为“shao bo”,译为汉语是“造谱”，向汉族学习而来，畲族雷氏族谱基本上是清代“造”的，前面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族源，无法搞清，只好用外来的神话传说，最早是清代苍南县雷云把神话传说写入族谱，后来其它各地效之；上挂黄帝，黄帝是汉民族人文始祖，也不是血缘始祖；“郡望”与“发源地”是两个不同概念，雷氏郡望“冯翊郡”的“冯”应念成“píng”，不能念成“féng”。冯，念为“féng”，姓也。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畲族历史文化事象，都进行实地考证。通过实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后，进行分析，形成观点，然后多次到实地进行反复印证，符合实际的进行记录，不符合实际的予以否定。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今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凤凰山地区古代遗存。这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起历史典籍研究方法在进行文化特征的编年史上更具有科学性、精确性，当由民族学、民俗学材料所显示的时间上的深度与文献材料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提供了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思考。同时，在根据考古学的调查弄清物质文化的功能或其社会背景的时候，就将民族志的材料和民族学的解释作为线索。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DNA是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以遗传密码的形式编码在DNA分子上。目前的DNA分析技术已经使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直接研究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演化规律。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包含着所有有关人类生长发育、衰老、疾病乃至性格的全套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遗传特征。对人类DNA的分析将揭示出人类个体和群体特征的众多信息和复杂的变异,这就为进行畲族识别和分析畲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依据，从使畲族历史文化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通过集半个多世纪的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实地考证、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的考古新发现、遗传基因鉴别等丰富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得出了族源科学结论——“畲族源于凤凰山”，凤凰山不是一座山，而一个区域，包括了今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流域及江西南部，由凤凰山古人因劳动创造进化而来。

全书记录了畲族雷姓从周代“畲家人”到如今全面小康的3000多年的主要事件。记录不是停留于对事件的表面现象的记述，而是强调“语境”。“语境（context）”，是有系统明确的所指的术语，代表着一套精细的可操作程度很高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这一方法，有时间、空间、事件、心理、功能、背景要素，揭示事件时间、空间、原因、过程、结果等要素。不但记录民众的解释，还再给出科学解释。这种科学解释并不是以学术研讨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对该事件的相关生活背景的记述形式出现，不违背志书“述而不论”的文体要求，又使读者全面深入地知晓了畲族雷氏特色文化。

由于《畲族雷氏志》不但记录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畲族雷氏的历史与文化得出的结论，而且记录了研究的过程，因而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功能。

第一是具有存史功能。以文字形式记录畲族历史文化，保存史料，流传后世，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存史价值。

第二是资政功能。“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是考察一地地情的工具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还曾问及畲族有无志书等。《畲族雷氏志》为领导干部快速了解畲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最好的教材，为其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参考。也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大量的畲族远古遗存、雷氏基因、文献资料，为进一步深化畲族研究提供方法。

第三是教化功能。习近平同志在《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一文中指出：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不仅是畲族人民自己的瑰宝，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宝贵的财富。畲族文化为畲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让畲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首先，要继承和发扬畲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部分。畲族语言、畲歌、畲族服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文化，都应当很好地继承。《畲族雷氏志》客观、全面记录的畲族历史与文化，有利于畲民弘扬畲族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深化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人类千古哲学之问。畲族哪里来？长期以来众说纷云，神话传说影响了畲民的自尊心、自信心，也阻碍了民族团结。本志的研究、记录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畲家也同其他族群一样，亮出自己的民族成分。鉴于当时全国各地报出400多个民族名称，许多族称混乱，为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央决定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进行识别。1953年，中央派出了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这是由中央派出的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体现党中央、人民政府对畲族的重视。民族识别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斯大林的民族四特征为依据，两次到浙江、福建、广东调查，调查结果均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苗族、瑶族的一支，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当专家提出族称为“畲”时，闽东许多畲民不同意这个名称，甚至激烈反对，认为“畲”与“蛇”同音，带有侮辱、歧视色彩，不愿接受这个称呼。族称要“名从主人”。中央统战部1956年8月16日，给浙、闽、粤、赣省委统战部发出电报，“畲族的名称问题，据过去的调查及报告，闽东的畲族（约占畲民人口的一半）不愿被称为‘畲’，认为有侮辱之意，而愿改为自称‘SAN- HAK’（音译：山嚇）。其他地区愿采取何名，也请你们设法了解。以上请你们研究提出意见，以便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浙江省组织专家研究，征求畲民意见，认为“畲”符合历史，并报中央。于是中央统战部于1956年12月8日，发出《关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问题》并报中央的电报，确认畲族为单一民族，族称为“畲”。志书记录了新中国70多年沧海桑田、波澜壮阔，畲族的面貌、畲乡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使畲族人民深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畲族的今天！畲族人民非常感恩共产党！2019年12月24-26日，由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政府、潮州市畲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首届中华畲族发源地潮州凤凰山文化交流会”在潮州市凤凰山举行。全国各地的畲族研究会（促进会、协会、联谊会）会长，北京及相关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及海外畲族宗亲代表，潮州市畲族文化促进会会员等欢欣鼓舞参加了此次“千年首聚”盛会。大家认同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把12月8日定为畲族的“感恩节”。这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下坚实基础，将进一步推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以上序言所述所论，皆出自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是研究者希望我如是说，是研究的记录，也记录了研究。我虽研究不多，但乐于为研究者鼓与呼，故应邀挂名作序。在我看来，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如讲中华民族“多源一体”更为确切。费孝通先生提出“多元一体”的“元”，有其特指含义，即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仅此而已。56个民族不能说成56个“元”。56个民族是一家，属一元，只能是大一统传承，一元化成体，不能搞“多元化”。中国的“大一统”之相延，以“一元”文化传承为基。我国各民族虽是不同单元，但始自“一元”，趋于“一元”，成就“一元”，巩固“一元”，所以铸造了、维系了、巩固着中华民族“一元多样（或多支）一体”的大一统基本格局。中华文明始于一个特殊地缘，在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的农业文明。目前我国150处大遗址，就是以黄河中游为核心。农业文明主要通过于游牧文明的冲突和交融，形成和养育了先称为“华夏”、后名为“中华”的民族共同体。无不处处显示了“始于一元、多必归一”的巨大磁感应强度和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体现了“基于一元、中华一统”的坚韧不拔的历史逻辑。（详见《文史哲》2011年6期，叶小文《“多‘元’一体”与“多‘源’一体”辨析》一文）

这本《畲族雷氏志》，通过探析畲族之“源”，也确证这个人口不足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同样为我中华民族之“一体”。

叶小文

（作者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原第一副院长，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十二届、十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2022年12月21日